助贷业务的发展建立在“比较优势理论”和“金融功能理论”的基础上，符合经济发展和金融演进的规律，也有助于推动普惠金融发展，改变银行同质化竞争，完善信贷业务模式和风险控制。近年来，助贷业务的经营模式出现了异化走样，违规发放贷款、核心业务外包、违规跨区域经营、信息收集使用不规范、非法暴力催收等问题和风险不断暴露。这些问题和风险已经引起监管部门高度关注，监管政策不断出台，涉及助贷机构资质、授信风控、信息保护、逾期催收等多个方面，基本涵盖了贷前、贷中、贷后的全过程。当前我国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持续突出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转型持续推进，数字科技技术快速发展，未来助贷业务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，正本清源和守正出新是未来助贷业务发展的主基调。
（一）业务发展启示
金融监管全面加强对行业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，下一步，助贷业务的发展需要更加强化合规管理，发挥比较优势，聚焦科技赋能。
1．恪守助贷实质，严格遵守业务范围和合法边界
对助贷业务的强监管态势表明，监管部门鼓励有实质意义的金融创新，坚决打击披着助贷外衣的“伪创新”“假创新”。因此，金融机构和助贷机构应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，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展业、创新，明确合作的范围、边界和职责，避免过度承担外包业务，避免助贷业务沦为非法放贷、非法集资、非法经营的通道和载体，真正使助贷业务成为丰富多层次信贷体系的有效补充。
2. 加强合规管理，高度重视信息保护和合法催收
未来，监管层加强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是必然趋势。因此，对于开展助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和合作机构而言，加强合规管理，及时跟踪《个人金融信息（数据）保护试行办法》的制定动态，应前瞻性地做好客户信息和隐私保护的预案，确保助贷业务中的个人信息征集处理使用合规；同时在贷后催收中，要合法合规、方式得当。
3. 聚焦科技赋能，充分发挥助贷业务的比较优势
相比传统信贷业务而言，助贷的主要优势是能够利用场景、数据和信息科技，提升获客、风控、反欺诈、运营、贷后管理等的效率。助贷业务的发展必须回归本源和强化科技赋能，通过不断提升金融科技的技术含量和应用水平，来提升助贷业务的比较优势。
（二）监管政策建议
为推动助贷业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，对助贷业务实施监管是必要的、合理的，但现有的监管有待进一步完善。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，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和提升金融服务效率需要统筹兼顾，下一步的助贷业务监管需要明确监管取向，统一监管规则，守住监管底线。
1.明确监管取向，实现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的并重
助贷业务有效填补了银行业金融服务不能满足融资需求的空白领域，补齐了传统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触达短板，具有其独特的优势。助贷业务监管政策的取向不应 “一刀切”的禁止取缔，而是根据助贷业务的实质内涵，制定适应性的监管规则，鼓励负责任的金融创新；同时坚持问题导向，针对助贷业务近年来的异化和风险，制定针对性的监管措施，有效治理业务乱象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。
2. 加强监管协调，实现监管政策和责任权限的统一
一方面，金融监管部门、公安、检察、法院等司法部门在制定各自的监管政策时，应明确统一的监管标准，加强政策协调，避免政策不一致造成监管效率低下和监管套利，特别是要避免政出多门甚至政策冲突的现象。另一方面，应明确中央监管和地方监管的责任边界，中央监管部门必须明确对助贷业务的监管态度和监管责任，在此基础上地方监管部门之间应加强沟通协调，形成监管共识和合力。
3. 注重刚柔并济，实现刚性底线和柔性边界的协调
一方面，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在改善金融服务质效的同时，也有着新的风险传染、逆周期性和系统性风险属性（朱太辉和陈璐，2016），助贷业务监管实施应划定刚性法规底线，把牢合规准绳，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； 另一方面，《金融科技（ FinTech）发展规划（2019-2021年）》 部署要求推动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，充分发挥金融科技赋能作用，助贷业务作为金融与科技融合的典型代表，其监管实施也应设置柔性管理边界，为业务和行业预留出充足的发展空间。 为促进刚性底线和柔性边界的协调统一，可探索推出相应的监管沙盒。(来源：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