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用问题和百姓生活关联度高，关注度也高。一些地方社会信用管理之所以饱受诟病，被吐槽为无所不包的“大箩筐”，主要来自两方面的质疑：
首先，是否所有社会问题，都能以“文明”“道德”“诚信”三者之名，纳入社会信用管理？
比如闯红灯、公交霸座、没有“常回家看看”、欠缴物业费，都已有专项法规管理，再上一把信用锁，虽然方便了管理者，却无异于是双重处罚。
其次，失信惩戒过于随意，如何避免“土政策”任性加码？在一些地方，失信处罚包括限制报考公职、子女入学、申请信贷等，其尺度值得商榷。
目前社会上对信用体系出现的质疑，已经引起主管部门高度关注。由于国家层面尚无统一的信用立法和概念释义，公众对信用的不解和质疑，可能还会持续下去。
要解决当前“泛信用化”问题，必须解决“什么往里装”以及“如何装”的问题。对失信行为认定的“泛化”，即哪些违法行为应当被认定为失信行为？法律根据是什么？现行立法还不够明确，边界不够清晰。
调查发现，随着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加快，信用管理缺乏规制的弊病逐渐暴露。
一方面，明显不适合信用管理的行为，也用信用机制调整，引发公众热议。一些地方推动失信惩戒创新的积极性很高，实际上，不少地方的“政策创新”不够慎重，解读社会信用建设存在随意性。
个别地方在信用评分体系里，甚至设置了“招商引资加分”“闹访、缠访扣分”的条款。信访人的行为，一旦被评定为严重失信，将处处受限，如限制评优、评先，缓评职称，限制参加政府招标等，严厉程度不下于惩治违法。
另一方面，为创新而创新，信用管理成为“特大号工具箱”。一些地方、行业信用建设工作强力推进，政务诚信、商务诚信、社会诚信、司法公信等各个体系如雨后春笋。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，争先恐后地要成为“试点”“示范”，有“独出心裁”做出点信用制度创新的冲动。
信用概念有被泛化、甚至滥用之嫌，有市民直言，社会信用管理不应变成啥都能装的“大箩筐”。
